“牙疼”
接手环保工作后,李春元逐渐感到,随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尊重到达了新的高度。这种尊重借由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给环境污染者以更大的威慑与惩罚,也让身处环境中的许多人作出改变。“治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在廊坊,面对雾霾天气机动车限行规定的人们,逐渐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配合。另一方面,污染企业的境况和作为也不同往日。
李春元介绍,在过去,一些污染企业气焰嚣张,不仅白天公开排污,还殴打环保局的工作人员甚至前来拍摄的记者。在地方对GDP的追逐之下,即便查究,政府部门也往往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如今,污染企业成了过街老鼠,大都摸黑开工、排污。
这种转变也让加班加点成为廊坊市环保局工作人员的常态。赶上阶段性夜查,一行人从晚上10点要工作到次日凌晨5点。“手机全部收上去,绝对保密”
与此同时,“保护伞”正在失去它原本的效力。“找谁都没用”,李春元说。然而,还是有人在“找”。接受记者采访时,一通电话打进李春元的手机。电话里,对方说得含含糊糊,不过李春元很快明白了,这是为某污染企业求情,几句话便顶了回去。
在一些人眼中,基层环保已然成为费力又容易得罪人的苦差。李春元把这种观察也写进了小说。
“全县有六十多名正科和副科级干部都曾作为环保局一把局长的人选被组织部门列为考察对象。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当环保局长。”这是《霾之殇》中的片段。另一个片段是,原本坐在县环保局局长位子上的官员,主动要求去防洪站当一般干部,因为那样就“可以过安心日子当太平官了”。
问责成为了当下悬在环保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除了来自环保系统问责的压力,在地方政府难以一时间摆脱对GDP的沉迷时,环保监督执法也难免被缚住手脚,此外,一些企业对环保执法依然有抵触——这便是李春元所说的“上压下顶”困境。
制度层面,,尽管新环保法因前所未有的严格而被称为一部“有牙齿”的法律,但具体到执行时,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
一辆渣土车,拉渣土还是拉沙子,在工地里还是在工地外,对应的管理部门各有不同。“面对一辆违规上路的拉沙子的渣土车,环保督察员找了6位局长,也不知具体该如何处罚。”
这个前不久发生的真实事例,让在廊坊市环保局工作的PM2.5防治专家王奇锋感慨不已。实地参与治霾之初,他坦言对李春元的小说“没感觉”,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强烈的挫折感扑面而来,他渐渐读懂了小说的意味。
王奇锋对李春元的评价是“有血性、直言不讳”,即便当着领导的面。
有时开会,坐在后排的李春元突然大声发言,打破一阵沉寂。“不算很守规矩,但尊重规则。”他形容自己。
有关新环保法执法问题,李春元在小说中将其称为“牙疼”。他认为,尽管环境治理得到高度重视,但执法条件和保障机制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否则,只有“忒宏观、忒框架”的法律,光凭环保部门之力,小马难以拉动大车。
心霾
不同的读者对环保局长的“雾霾小说”有各自的领会。
一位银行系统人士询问李春元,说为了学习“担当精神”,要买几百本小说。李春元哈哈一笑:“银行也要学习担当精神?”
北京某公益组织负责人赵亮则觉得小说很接地气,“既道出了环保为何尴尬的原因,也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暗含在里面”。他认为,治霾应当加强公众参与,形成治霾的合力。
推动治霾合力的形成,这也是李春元写小说的目的。
从《霾来了》到《霾之殇》,官场从来不是作者聚焦的唯一领域。政府请来治霾的专家、经历丰富却命途多舛的出租车司机大侃、推销假环保炉具的商人庄君、外号“小模特”的锅炉工……借助他们的口与眼,李春元把治霾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细节都编排了进去。
一个例子是,在《霾之殇》中,司机大侃的话点中了现实的痛处:“社会舆论担心民众的买车用车权益成为各地治污中的软柿子。”随即,他分析了这种担心的来源:污染源数据公开程度不够、油品质量尚存问题等。
“在治霾过程中,也要考虑适应民意,让民意与决策同向而行。”李春元说。
第一部“雾霾小说”推出后,李春元被提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便是:“你小说中讲的胡县长,原型到底是谁?”但《霾之殇》出版后,这个问题再没有人提起。
为了避免对号入座,李春元把小说中的地点都以字母代替。有的字母里,他暗藏玄机。
“一个E县,一个F县。是不是一个有底线,一个没底线?”他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笑着说,小说可以既真切又委婉,这可能是自己在“老想表达”时的最佳选择。
在李春元看来,飘浮在空气中雾霾,未尝不是“心灵中的雾霾”的现实映照。“治霾先治官”,他在小说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依李春元的思路,雾霾三部曲之间是递进关系。“《霾来了》站在人们过去对雾霾不了解的背景下,让人们知道霾形成的原因和怎样去预防它;《霾之殇》更深一层,上升到怎样对依法治霾、科学治理的层次。”
至于第三部小说,这位环保局副局长还没有完全构思好。但当记者问及曾顶住压力治霾的吕副县长的命运,他抿紧嘴唇,睁圆眼睛并快速地眨动几下,然后笃定地说:“还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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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制日报法治文化 )